要把院士制度的改革，作為我國教育和學術去行政化改革的一部分加以推進，通過改革，讓行政、教育、學術各歸其位??行政的歸行政、學術的歸學術。

■熊丙奇

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工作日啟動，這是自2017年6月兩院院士大會修訂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選。為規范院士增選工作，兩院均在去年12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選實施辦法或細則。中國工程院內部人士介紹，年輕化、取消部門遴選、處級以上干部不得成為候選人等規定是此次增選的變化亮點。（1月7日《新京報》）

實行這些新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目前院士年齡偏老化，一些部門、機構為讓本單位人員當選院士“跑要”、運作，以及“院士出官”，“官出院士”等問題，尤其是限制處級以上干部參選院士，傳遞出院士去行政化的信號，對我國整體學術管理和評價改革，都有積極價值。

但這些規定能否得以落實，還有待觀察。首先，對于處級以上干部不得成為候選人，只是“原則上”，并非“一刀切”。那么，問題就來了，哪些人可在原則之外，獲得入選機會呢？其次，“處級以上干部”是指所有有處級級別的干部，還是僅指黨政機關公務員序列和參照公務員管理的干部？如果是前者，高校、科研機構有副部、正廳、副廳等行政級別的校領導、所領導也不能參選，如果是后者，則只有黨政機關的領導不能參選，他們轉崗到高校、科研機構后可以照樣參選。從兩院規定看，應屬于后者而非前者，而這樣一來，輿論質疑的有行政級別的校領導當選院士比例過高的問題，可能還會繼續存在。

對于院士增選，往深里想，既然院士是最高學術榮譽，那么應該一個人不管其身份如何，只要達到院士所要求的學術成果、學術貢獻，都有資格參加評選。之所以有“處級以上干部不參選”的規定，真正的原因在于院士頭銜有變異為學術特權的傾向。與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院士頭銜僅是學術榮譽不同，我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在學術榮譽之上附加了諸多的經濟和學術利益，當選院士，不但對院士本人來說是榮譽，更有實實在在的好處，與之對應，院士也就成為所在機構的“寶貝”。

在利益驅動之下，加之學術管理、評價被行政主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