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關于出租車改革提案,2017年全國兩會關于出租車改革政策熱點解讀

一邊是不少百姓在寒風中因“打車難”苦苦守候，另一邊卻是出租車行業改革依舊步履蹣跚。今年“兩會時間”開啟之際，一些代表委員熱議出租車經營放權、斬斷牌照壟斷背后的“利益鏈”，他們為了讓公眾能夠享受更為方便快捷的出行、增加人民在改革中的“獲得感”而獻策建言。

對癥下藥，要先理清病癥源頭。代表委員和專家學者的調研表明，出租車專營導致的“牌照壟斷”，容易衍生出租車行業的“封閉利益鏈”；特許經營許可下的牌照總量控制，導致出租車數量與激增的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出租車運營牌照的稀缺，也使其成為一種“無形資產”。在這種經營模式下，乘客和出租車司機成為鏈條上弱勢的一環。

打破利益固化“堅冰”、打破出租車牌照壟斷式管理，才能讓改革突破利益的藩籬。應當看到，隨著年來專車服務的興起，出租車行業依靠“特許經營”“牌照壟斷”牟取高額利益的體制正在受到沖擊。專車服務對于滿足運輸市場高品質、多樣化、差異性需求產生了積極影響。但能否在改革中繼續放權，讓專車在正規、完善的管理軌道上更為順暢地行駛，關乎出租車改革下一步走向。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正如一些代表委員的建議，在放寬專車準入的同時，還應探索借助市場化方式，進一步放開經營資格、打破僵局，為更多傳統意義上的“黑車”成為“正規軍”開通管理渠道、準入渠道。同時，輔以從業資格的細化要求以及標準認定，實現市場“無形之手”和管理“有形之手”相得益彰，這樣不僅能更好滿足公眾的出行需求，也倒逼出租車行業服務質量和水穩步提升。

百姓利益，應是深化改革的出發點；打破壟斷，應為出租車改革的突破口。克服利益掣肘，找準改革突破的方向和著力點，并適時以法律法規形式進行相關授權，出租車行業的改革才能駛入“東方紅道”。今年的“兩會時間”為出租車行業改革深化提供了新契機，我們期待相關部門能夠真正重視代表委員的真知灼見，拿出“叫得響、立得住、群眾認可的硬招實招”，充分展示改革的“含金量”，增加人民的“獲得感”。

2015兩會出租車改革制度分析??據了解，目前北京登記在冊的出租車大致是7萬多輛，分別隸屬于新月、首汽、銀建等少數幾家出租車運營公司，每名司機每月需向公司上交5000~8000元的“份子錢”。

資料顯示，所謂的出租車“份子錢”即出租車司機交給出租車管理公司的費用，其中涵蓋運營管理費、稅費等。

經過估算記者發現，北京出租車公司僅“份子錢”每年的收入就達到了336億元。而這些出租車公司每年的運營成本，記者在當時從多名出租車司機口中得知，除了一些工作人員的工資支出和公司日常運營費用之外，大部分“份子錢”進入了“老板的腰包”。也就是說，取消出租車準入審核相當于砍斷了背后受益群體最大的利益來源。而這也是出租車改革最大的障礙。

對于份子錢引發的出租車司機疲勞駕駛、服務質量差、打車難等現象，李書福曾多次強調，目前我國的出租車市場，由政府和經營老板把持，由此而產生的管理部門、地方保護和運營老板的既得利益，已形成一種利益固化形態和一種被默認的社會文化環境，嚴重侵害了消費者、廣大出租車司機的利益。

如何破除類似出租車這樣的壟斷行業，已然成為我國未來“二次變革”中最大的改革對象。而在過往的文件中記者也看到，從2002年~2013年，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幾乎每年成為重要內容寫進了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相關部門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來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

但時至今日，壟斷行業改革進程仍十分緩慢，中國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戚聿東對此評價：“壟斷行業改革依然給人火車進站的感覺。吼聲大，行動緩。”

猶記得兩會時，李書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外呼吁：“我們的改革正是需要去觸碰這些‘深水區’的東西，讓市場在未來真正的其支配作用。我想這次出租車改革的提案可能一時仍不會引起重視，但至少可以喚起人們對出租車扭曲運營的關注，加快政府對出租車運營的改革進程。”看來這一潭深水仍需再三攪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