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隨醫療費用“水漲船高”而增加的基金支出，另一方面是持續攀升的城鎮職工醫保增收壓力，醫保基金“穿底”危機不容小覷。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李忠日前在新聞發布會上證實了這一風險的存在。

　　在回應《經濟參考報》此前刊登的報道“醫保基金結余畸高7000億花不出去”時，李忠表示，目前醫保基金結余地區分布不均：比如說在一些勞動力流入的大省，由于人員年齡結構的問題，人員構成可能比較年輕，比如深圳醫療保險的支出相對較少，結余比較多。另外有一些省比如北京、天津，醫保基金收支基本是衡的。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省其實已經出現了當期支大于收的狀況。

　　不過，《經濟參考報》記者統計了有公開數據的云南、湖北、四川、遼寧、吉林、安徽等20省份職工醫療保險收支和結余情況發現，上述省份2017年沒有出現收不抵支的現象。

　　例如，2017年，湖北省征收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費161.2億元，支付154.8億元;河南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收入213.52億元，支出161.54億元;江蘇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總收入531.6億元，總支出418.7億元;重慶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收入 135.18億元，支出104.80億元。

　　對此，接受記者采訪的一位專家猜測，雖然從省一級的統籌層次看，醫保基金缺口不明顯，但同一省內各地情況并不衡，收不抵支可能發生在市一級。

　　“職工醫保基金統籌層次還比較低，個別能到省一級，但基本上只統籌到市一級，但大多還是調劑金模式。”這位專家表示。

　　以廣東省為例，廣東省人社廳廳長林應武日表示，截至2017年，廣東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結余1154.04億元，但目前醫保基金結余很不衡，87%集中在珠三角7個市，而其他14個粵東西北欠發達地區基金結余僅占了全省的13%。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褚福靈認為，各省公開數據之所以未有收不抵支，與統計口徑有關。“職工醫保基金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統籌基金現收現付，而個人賬戶則是儲蓄性質，歸個人所有，這部分錢大概占醫保基金全部結余的四成。因此，如果僅從統籌基金看，有些地區可能已經出現了當期收不抵支的情況。”褚福靈說。

　　事實上，在醫保基金年支出大增背景下，其“穿底”的隱憂正日益凸顯。

　　以北京地區為例，因調整醫保支出結構，提高報銷比例、提高封頂線、擴大報銷范圍等原因，醫保統籌基金支出規模持續擴大。有統計稱，2005年至 2017年間，當年結余最少的年份也超過23億元;2017年當期結余降至約11億元，而當年醫保支出費用增長高達40%以上。

　　2017年，北京醫保的當期結余只有不足8億元;至2017年，北京醫保累計結余已經不再增長，進入當期衡狀態。截至當年年底，累計結余只能支持不足五個月的基金支出，而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國家部委規定，醫保基金應留有一定風險金，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控制在六至九個月支出額最為適宜。

　　此前，中國社科院一項有關測算得出初步結論稱，城鎮職工醫保將在2017年出現普遍赤字，也就是說，二線以上城市的城鎮職工醫保基金將無法做到當年衡。

　　李忠表示，隨著新醫改的逐步推進，保障水的逐步提高，各項制度的逐步完善，特別是推出了大病保險等政策，醫療保險基金現在支出的增幅已經高于收入的增幅。“從兩年的數據看，支出的增幅都高于收入增幅5個點以上。按照這種趨勢，目前的醫療保險統籌基金結余已經越來越接于6-9個月的標準。” 他說。

　　盡管短期資金無虞，但長期來看種種“控費”手段，雖可緩解眼前的赤字壓力，卻無法解決醫保結構性問題。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通過吸納年輕的外來就業人口暫時緩解醫保支付壓力，但這種做法只是利用大城市的資源優勢，轉移了代際矛盾，而不是將之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