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期的調查顯示，住建部曾計劃2017年底在全國100個城市實現住房公積金聯網監控，但由于地方利益博弈一直難以實現。我們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雖然提到設立“住房政策性金融機構”，但考慮到已由國家開發銀行組建住房金融事業部，似乎住房公積金并未融入新的改革方案之中。

　　回顧歷史，我國自1991年上海在全國率先推出了住房公積金制度，在示范作用下，1992年，北京、天津、江蘇、浙江等地相繼建立了住房公積金。此后便進入了“各自為政”的時期。直到1999年4月，我國出臺《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年雖有修訂，但仍存在諸多制度缺陷。

　　實際上，我國住房保障制度一直是學習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的公積金之所以成為住宅金融的重要融資工具，在于它有一獨特的住房供給和分配體系。在新加坡80%以上的住宅都是由政府建屋局統一設計、興建、定價并有償分配給國民，85%的國民享有公共組屋，其中93%為產權房。通過“公積金+公共組屋”模式，政府一手控制了購房儲蓄資金的規模和價值，另一手又控制了住房建設的規模和住房價格。相比之下，由于國情相異，簡單照搬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應該說，我國公積金制度曾經起到很多積極作用，如促進了住房分配從福利走向市場的轉化、推動了中國個人購房抵押貸款的產生等，但也帶來突出的矛盾。總體看，整個體系是人為條塊分割的，且放任地方和管理機構突破現有規則。具體看，在公積金管理中，一是資金歸集難;二是資金運用無序;三是增值收益法律歸屬不清、分配不規范;四是封閉運行造成資金短缺與閑置并存。

　　之所以會如此，首先是住房公積金整體上的法律地位、法律關系界定不清，并且現有各地方的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定位于事業單位，難以有效履行公積金營運的職能。此外，也缺乏健全的監督機制。不僅缺乏自上而下的行業監督，而且現有規則所確定的三個監督主體：住房公積金管理委員會、專戶存儲銀行、財政部門，在實踐中往往形同虛設，因此地方的公積金管理才容易成為政府的“錢袋子”，甚至出現腐敗案件。

　　長遠來看，住房公積金作為住房政策性金融的重要工具，并非個人利益再分配的手段，更要與政府財政資金支持保障房建設的職責區分開來。不管未來的住房公積金如何稱謂，關鍵是通過改革來減少公積金管理的“行政化”色彩，真正使之成為一個政策性住宅金融機構，提高管理效率，改善經營服務。未來可以考慮嘗試改造為政策性住房儲蓄銀行，亦可根據國情打造專業的政策性住房公積金資產管理公司。同時，還要為地方住房公積金管理戴上“緊箍咒”，既要構建金融監管機制，也要搭建行業監管的模式。當然，鑒于各城市公積金中心的情況差異較大，全國改革肯定有困難，所以可以選擇相對規范的地方，進行先試點、后推擴的改革探索。